第33节（2 / 4）

说。”邵树德说道。

夏绥镇，绥州五县以农业为主、牧业为辅，银州四县二者并重。到了夏州三县，只有靠近州城、县城的地方有农田、果园，远离州县的地方，则以牧业为主，党项人的营生。

而在宥州两县，就几乎全是牧业了，也没多少人会种地，即便可开垦为良田的地方，一般也任其荒着，放牧牛羊马陀。

初唐年间，河西为朝廷养马重地，据说鼎盛时期畜养量达百万匹。夏州是河西牧场的补充，也养了不少，高宗年间，一次牲畜传染病就让夏州死了18万头牛马。

河西等地被吐蕃攻占后，朝廷的养马重心转移到了夏绥、天德军、振武军、河东等地，比如银州就有一官办银川牧场，夏绥节度使本身也兼银川监牧使。丰州那边，离天德军城不远，就有一永清栅，也是个军马场。河东嘛，去年崔季康屯兵的楼烦监牧城就是一大牧场。

内地军州或许难以筹措战马、役畜，可在夏绥四州，并不是什么大的问题，购置成本很低。这里缺的是谷物、铁器、布帛、日用百货，说白了，生产力低下，需要从外界输入生活用品，输出基础的畜牧产品。

陈诚走后，邵树德又不由自主地思考起了绥州的发展问题。最近查阅了下绥州诸县的档案，发现目前开垦出来的土地总共只有两千顷，主要集中在龙泉、大斌二县。

当然这是官面上的数字，实际可能会多出20％左右。那么就按2400顷来算，一顷100亩，亩产一石粟，去年全州应该产出了24万石粮食，即不到2600万斤粟米。

这么些粮食，养州兵要花去五六万石的样子，不仅仅包括口粮、工资（军饷的相当部分是粮食），还有训练开支，此时需要给军士们补充肉食，就得拿粮食和党项人换牲畜。

说实话，去掉养州兵及州、县两级政府开支，剩下的十几万石粮食，也就够全州四万余百姓的消耗，让他们生活宽裕富足一些。

但这又怎么可能呢？夏州方面就需要绥州提供粮食，每年没个定数，但一次几万石总是要的。此外，还有豆子、牧草、柴禾、布料、绢帛、铜钱若干，有时候还要进献牲畜，负担是非常重的。丰年还可勉强支应，一遇凶年或战争，百姓家无余粮，那日子可就真的难了。

总之，藩镇一级的财政完全就是一笔糊涂账。收多少，什么时候收，完全没有定制，主帅可随心所欲，百姓的日子自不用多说。

“还是要加大垦田面积。”邵树德心里明白，绥州其实有一万多顷可开垦耕地，目前利用率还不到两成。即便不开挖水库和沟渠，现有耕地面积其实还是可以继续扩大的，但存在着党项人的威胁，故很多地百姓宁愿撂荒，也不愿辛苦一年后，庄稼成熟时被人抢走。

他们能在现有耕地外，偷空抢种一些生长期短的豆瓜果蔬，砍点柴，再割点草料，应付上头催课，就已经是极限了。

铁林军四千人，光官兵日常食用及粮赐，一年就需约15万石以上。此外，还有战马役畜、定期训练、服装器械消耗及逢年过节的各种赏赐（以钱帛为主）。如果要开战，那赏赐更不得了，养起来是真的费劲啊。

没有朝廷支援，夏绥四州养一万五千兵马（诸葛、邵二人来之前）是很难的，除非你年年抢党项人的牛羊。但那样其实也不太合算，开支搞不好更大，毕竟大头兵们的赏赐可不是什么小数目。赏赐不到位，将帅就得脑袋搬家，那还不如不打呢。

从这里也可以看出，藩镇军士的收入其实是远远高于普通百姓的。他们是全脱产的职业军人，拿命换钱，除了训练就是打仗，是纯粹的战争机器。这些人桀骜不驯，剽悍异常，邵树德也不敢让铁林军四千众去搞屯田。

中唐以后，军人屯田之事少之又少，比不得府兵制没崩溃那会，真是操蛋啊！

必须要搞个新的军事体制。邵树德早就有这个想法了，亲自主政一州后，这个想法愈发地迫切。怎样让铁林军将士们不全为了钱而打仗？开拔要赏赐，接战要赏赐，战后要赏赐，回到驻地后还要再发一次赏赐，这样花费实在太大。

铁林军将士都不是夏绥本地人，或许可以在土地上想想办法。夏绥十四县，因为党项骚扰、缺乏灌溉或其他什么原因，撂荒的闲田太多了，他甚至都不用去动原本的利益阶层，直接开荒就可完成这一点。

得，问题又回到了原点：水利、牛马、人口。邵树德看着绥州五县地图上标出来的大大小小党项聚居点，手已经不自觉地抚在了刀柄上。

算了，而今时机不对，先忍一忍。亦可多加完善一下，别整成了晚唐的八旗制度。党项包衣？开玩笑呢。国朝均田制败坏前，府兵是有很多奴婢或部曲，说穿了就是需要自己亲自参与劳动的小地主是府兵的主要来源，大部分人还是奴婢或部曲。现在难道自己还要恢复这种制度吗？

不，这是往魏晋南北朝方向开倒车啊，再仔细想想。

九月初八，秋风乍起，百花凋零。陈诚从银州回来了，带回了千余匹骡马，外加五百头牛，可谓超额完成任务，不过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