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374节（2 / 3）

城混淆，这座城池改名为“绥远”。

进入七月下旬之后，绥远城一带屡遭寇边。不光有阿保机帐下的契丹人，还有被他拉拢、引诱，或者自觉难以忍受大夏“压榨”、“管制”的鞑靼、室韦部落。

南、北二衙枢密院闻讯，奏请圣人后，立刻签发调兵令，禁军派马兵万人，征发辽东府兵万人、诸部蕃兵两万，北上索敌。

不过，大军尚未齐聚，辽东府兵一部先锋刚至，还没来得及交手呢，便有不少契丹人及附庸部族来降。

他们并不以部落为主，而是分为一个个小氏族，看样子内部意见也不统一，有人愿降，有人不愿，一片混乱。

审讯之后，得知阿保机早已带人远窜，这次南下劫掠，不过是临走时抢点东西罢了。

先锋部队派人追击，拦截了不少跑得慢的部落。他们见跑不掉，便顺势投降了。

朝命将所有降人贬为奴隶，不出意外又引起叛乱，好一番厮杀之后，大部复降，被打散之后，发往辽东诸州，予府兵为奴。

来了这么一批人，辽东道的府兵部曲基本算是齐了。

从唐末到同光五年，二三十年的时光，不断安置杂牌，至此基本算是把历史欠账给补上了——今年，奉国军最后五千人中，抽调三千人补入禁军各部，余下两千人至穆州为府兵。

算上安东府，整整七万七千府兵，二十万户部曲。辽东是畸形的，毫无疑问，仿佛一个大型奴隶制社会。

这个社会中有一小部分人上人、一半正常人、接近一半的事实上的奴隶，外加一部分野人，民族混杂，野蛮凶悍，起码还需要几十年的稳定时光，才能彻底交融消化，成为稳固的地盘。

值得庆幸的是，大夏王朝如旭日初升，有这个时间来积淀。

※※※※※※

九月初五，邵树德亲自召开南北衙及东宫属官，在观风殿内讨论由赵光逢、萧蘧二人整理提出的财税改革草案。

太子本人也到场了。

出外巡视这么久，他对民间疾苦的认识更加深刻，对底层官场的实际情况更加清楚。邵树德曾与他长谈过，发现儿子的施政理念也在随之改变，心中非常满意，看样子多出去走走看看还是有必要的。

而在讨论财税改革草案之前，正好借着北边草原的消息，邵树德看向杨爚，问道：“杨卿，你递上来的有关草原诸部赋役的奏疏，朕一直留中未发，思来想去这么些时日，觉得还是要慎重施行。”

“陛下有何吩咐？”杨爚问道。

“此番有数个部落响应阿保机，为何？”邵树德反问道。

“草原部落不服管教，纵然一时慑于天威，时间长了，还是会有反复。”杨爚答道。

邵树德点了点头，又问道：“这样的部落多吗？”

“不多。”

其实形势明摆着的。大部分部落并不是被打服的，而是随大流，来到黑城子参加国人会议，推选邵树德为无上可汗。

但人一上百，形形色色，总有人不服气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勾连外敌，遽起发难。

还好，这样的人只是少数，草原政治伦理还没被破坏得一干二净。

但正如杨爚所说，因为频繁的战争，草原部落承受的压力很大，不满一直在累积，纵然去年赈灾，刷了一波好感，也只是让大部分人稍稍松了一口气。

如果此时征收重税，定然会产生官逼民反之事，因为他们是真的穷。

“漠北三城，各有镇使、理蕃院官衙，分领部落数十。”邵树德说道：“传令下去，各部落象征性交一点即可，以牲畜、皮子充抵，具体数额你们斟酌下。”

按照邵树德本意，草原诸部可以完全免税，因为真看不上他们那点财货。

内地一些地方同样如此。比如，朝廷压根不会从安西道拿走一文钱的赋税，甚至还多有补助，以加快地方建设。

被分成三大块的漠北草原同理，没必要用他们的钱。

但用不用是一回事，收不收则是另一回事。

流官、驻军、收税，是实控乃至主权的三大象征。

临远、无上、绥远三城镇守使分管军事，理蕃院派出的梅录分管民政，三城各有三千禁军屯驻，前两项主权已经行使了，现在只剩下最后一项收税。

收还是要收的，哪怕象征性交一点，哪怕这些税最终还是用在他们身上，这个过程一定要有。

以杨爚为首的理蕃院系统，之前定下了一份详细的草原征税方案，甚至具体到了某个部落要交多少牲畜、多少皮子。

方案做得很详细，说明几年下来，他们已经把漠北草原的情况摸得比较清楚了，这很好。唯一的问题是收取的税有点重了，基本是按照“什一税”的标准来的。短时间内或还好，时间长了定然出乱子——即便不敢造反，我走还不行吗？

“臣遵旨。”杨爚与几位下属互相看了看，决定回去修改征税标准。

穷一点的部落，交个十匹八匹马、牛、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