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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，等待排队是个漫长的过程。在排队的同时，孙立恩等人仍然需要先维持住于新的生命体征。让他在有命可以等待移植的同时，也要尽快把他身体里的乙肝压制回去才行。

接受器官移植后，患者需要终身服用抗排异药物，而这样的药物会直接抑制人体的免疫水平。如果他的乙肝还在活动期，那服用抗排异药物就和自杀没有什么区别。器官移植医生也不可能为他进行移植手术。

反正现在eo不要钱，反正现在有的是时间——没有人等着于新尽快康复或者……死去，然后再用他的病床来接收患者。

孙立恩有充足的时间和弹药，来打一场对病毒的歼灭战。只要能干掉乙肝病毒，那于新就还有活下来的希望。

当然，这绝对不是什么很容易做到的事情。医生们现在能用在于新身上的药物非常有限，传统的抗病毒药物中，同时可能对于新的新型冠状病毒有效的就只有干扰素。为了控制他的干扰素摄入，医疗对目前的治疗策略是同时对于新进行干扰素吸入和注射治疗。

决策

治疗急性期的乙型肝炎，主要有三种手段——干扰素、核苷酸类药物和免疫抑制药物。其中，干扰素其实是使用相对较少的药物种类。

和核苷酸类药物如拉米夫定、阿德福韦、恩替卡韦等等广泛用于乙型肝炎治疗的药物相比，干扰素有着更加窄的用药范围和用药时机。乙型肝炎一旦进展到了肝硬化的失代偿期，那么干扰素就必须禁用。

干扰素能够增强免疫反应。但在乙型肝炎导致肝硬化进入失代偿期时，肝脏内病毒载量极低。而长期反复的损伤会导致免疫系统攻击肝脏，从而导致更加严重的肝纤维化和肝硬化发生。因此，在这一阶段，治疗乙肝应当使用的反而是免疫抑制药物+核苷酸类抗病毒药，而非能够增强免疫反应的干扰素。

虽然于新的肝脏症状很严重，但根据医生们的判断，他并不属于严重的、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。

之所以不马上使用核苷酸类药物，主要是出于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应对考虑——目前推荐的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药物中，包括阿昔洛韦、洛匹那韦等在内的多种药物理论上均属于核苷酸类药物。而这些药物在临床使用中，可能会导致包括肌酸磷酸激酶增高、横纹肌溶解、以及炎症反应等等不良反应。而这些不良反应所造成的结果，都需要在肝肾中进行代谢。

已经有了肝肺功能不全，如果再加一个急性肾功能不全……于新可真就离死不远了。三个器官出现衰竭，患者的死亡率会直接飙升到90以上。

对于活动期乙型肝炎，一般建议联合使用多种核苷酸类药物进行治疗。而新型冠状病毒治疗中，不建议同时使用三种以上的抗病毒治疗手段。因此，在于新的身上，出现了一个矛盾局面。

如果要治疗活动期乙型肝炎——尤其是严重到于新这个程度的——那就需要至少使用拉米夫定、干扰素、乙型肝炎人免疫球蛋白的治疗方案。而这种方案对于于新风险有些太大。

他的双肺已经不行了，肺移植是唯一的至于手段。于是，现在的治疗目标是保肝和抑制乙肝病毒。并且还要防止其他器官继续出现衰竭和损伤。

“我觉得还是要用抗病毒药，至少要用上拉米夫定或者人免疫球蛋白。”在讨论会议上，周策提出了对现有治疗方案的调整意见。“咱们现在已经是在战略放弃双肺了，那就一定要想办法保住肝脏才行。”

周策的意见得到了布鲁恩的赞同，“对患者进行器官移植，首先要保证他的体内没有处于活动期的乙型肝炎。”

“但是核苷酸类药物会增加患者出现肾损伤的风险。”孙立恩仍然有些迟疑，“新冠病毒感染本来就会增加患者的肾损伤风险，三联疗法广泛使用crrt也就是为了应对这个情况。”

多器官衰竭患者的死亡风险会随着器官衰竭的个数增加而迅速上升，这是一条公认的事实。医生们在应对单器官衰竭的患者时，往往会加倍谨慎以防其他器官也出现衰竭。一旦出现三器官衰竭，患者的死亡率就会飙升到一个没有人可以接受的地步。

“肾脏衰竭的问题，可以用crrt或者透析处理。只要我们赶在相关问题发生之前进行预防性透析就行。”周策提议道，“乙肝是自限性疾病没有错，但这也要分情况。他的乙肝爆发是因为之前用了托珠单抗，而患者病史记录和入院的传染病五项中，乙肝记录都是空白和阴性。这就意味着他应该是第一次表现出急性感染，而之前只是阴性的乙肝携带者。”

“这样的患者想要依靠自己的免疫系统，把急性感染压制回去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就算能，也需要很长时间。”马永芳皱眉道，“我也同意周医生的意见，现在有eo和人工肝脏支持，进行预防性透析就行。如果不尽快清除掉乙肝病毒和新型冠状病毒，他不可能获得移植的机会。”

“这是一场豪赌。”就连伯纳德医生也站在了周策这边，尽管他的意见更加纠结一点，“要么患者能够在短时间内清除病毒等待移植，要么患者会在短时